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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情报分析(www.99cx.vip):参考封面|英国陷入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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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11月18日报道 英格兰银行说,英国已经陷入衰退,经济低迷可能至少持续到2024年中期。这将成为至少一个世纪以来最漫长的经济衰退,而经济收缩贯穿里希·苏纳克整个首相任期始终的可能性也在增加。重拾紧缩政策对公共服务造成严峻影响。除了卫生和国防部门,其余政府部门都面临10%至15%的预算缩减。经历了10年的开支紧缩后,已经没有节流的余地了。而削减基建预算可能有损相当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空间。

参考消息网11月18日报道 在土壤中添加营养物质或者移除食草动物譬如绵羊,会减少草原上的植物多样性。科学家们发现,植物多样性减少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植物物种之间对光的争抢。在德国的草原上,研究人员将灯放置在靠近地面的地方,以抵消茂盛的高大植物带来的遮荫效应。他们发现,尽管添加营养物质和清除食草动物促进了高大植物的生长,从而降低了光照水平,植物多样性也减少,但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引入光线可以抵消这一影响,并有助于维持植物多样性。

参考消息网11月18日报道 印度“印刷”网站11月3日发表题为《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女法官如何在法治和乡村传统之间走钢丝》的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近100名男性当中——包括警察、当事人、村民和速记员——站着一名孤零零的女子。比娜·拉杰普特从邻村走了7公里过来,就因为坚信“女人了解女人”。男人们则怀有戒心:那位女法官就要来了。

这里是印度拉贾斯坦邦阿尔瓦尔县的门滕村,大家充满期待。勤杂工、速记员和办事员将潘查亚特会议室改造成繁忙的法庭(潘查亚特是印度传统的乡村自治组织——本网注)。他们用一张桌子充当审判台,就连潘查亚特的负责人都亲自给每个杯子倒上白开水。大厅上方的一条横幅展示了今天的活动内容——“尼姆拉纳乡法庭”。

比娜站在房间一角,攥着两年前那桩故意伤害案的卷宗,脸被绿色纱丽完全遮住。她是外村人。唯一吸引她来到这个乡村法庭的理由是,她得知会有一位女法官来倾听她陈述案情。

“外科大夫的小剪刀”

这里不是一处简单的法庭,这里是一个流动法庭,是印度司法体系中的乡村法庭——为实现“家门口的正义”提供了另一种平台。拉贾斯坦邦的乡村法庭中,超过七成法官为女性。她们在法治、社会传统与种姓制度、粗糙的乡村司法实践之间维持着复杂但脆弱的平衡。女法官也因此获得了一些权力。没有男人会告诉她们该如何管理法院,这让她们放开了手脚。

一位乡村法庭女法官对记者说:“在县里总会有人像父亲一样告诉你该如何管理法庭。可是在乡村法庭,你是总负责人。从独立管理行政到履行法官职责,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大约中午12点,女法官萨罗杰·乔杜里走进临时法庭。她一手拿着一本关于“重大犯罪行为”的书,一手拎着一只饭盒。不久便轮到比娜上前陈述案情。法庭方面进行了记录。

比娜拿着案情报告的复印件说道:“我因为参加邻居婚礼,三次遭到姐夫殴打。”比娜的丈夫最近给比娜施压,要求她撤诉,与姐夫和好。乔杜里说:“女性提起的案件会关注如何妥协,没有人关注女性权利。”

拉贾斯坦邦设有45个乡村法庭,十余位像乔杜里这样的女法官会巧妙地伸张正义——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尽量避免触动种姓和性别问题。

一位在职女法官对记者说:“印度乡村司法是个非常微妙的领域。你的法律与他们的道德相冲突。你要跟他们商讨正义。需要的不是重锤,而是外科大夫的小剪刀。”

乡村法庭亟待发展

现年35岁的萨罗杰·乔杜里绝非新手。她在2016年通过拉贾斯坦邦司法考试,自2020年3月起担任阿尔瓦尔县尼姆拉纳乡的乡村法庭法官以来,已经至少主持了100次流动法庭。她常常需要在父权制度和法律之间走钢丝,而门滕村居民也开始接受女性法官。

乔杜里是当地第四位女法官。门滕村潘查亚特的负责人苏伦德尔·亚达夫说:“她能听懂我们的方言,起诉人容易跟她交流。”印度《乡村法庭法》于2008年生效,把设立乡村法庭列为各邦职责。这是解决国内案件积压的一种手段。印度国内目前积压了大约4500万宗案件,其中87.6%由初级法院负责。

尽管《乡村法庭法》已经实施,但乡村法庭的概念仍在发展。眼下,全印度只有10个邦拥有258个正常运转的乡村法庭,其中之一就是2011年设立的尼姆拉纳乡法庭。

印度联邦政府已经发出通知,要求设立476个乡村法庭,并为此拨款5亿卢比(约合616.4万美元)。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都可以交由乡村法庭处理,但仅限于量刑不超过两年有期徒刑的案件。在印度农村,比较常见的涉案问题包括土地纠纷、家族纷争和故意伤害。要求乡村法庭同时干预民事和刑事案件符合印度社会的实际情况。

印度国家司法学院前院长、印度大学国家法学院(班加罗尔)前副院长莫汉·戈帕尔说:“毫无疑问,印度普通人获取司法服务的机会非常少。”

据戈帕尔介绍,每1000人每年提起新案件的数量有助于我们考察司法服务水平的差距。比哈尔邦每1000人每年大约新增5宗案件,泰米尔纳德邦是8宗,北方邦是16宗,全印度平均水平是大约18宗。德里大约新增20宗,喀拉拉邦新增22宗左右。

戈帕尔接着说:“相比之下,新加坡每1000人每年新增52宗案件(2019年),英国新增62宗(2019年),而美国高达300宗。比哈尔邦的侵权事件并非少于喀拉拉邦——只是因为获取司法服务的机会比较少。”

把正义送到家门口

乡村法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弥合这一司法鸿沟。戈帕尔表示,乡村法庭把正义送到了穷人家门口。

“挑战在于,这些乡村法庭不应该沦落为通过在场的司法官员来实现潘查亚特决定合法化的机构。乡村法庭不应成为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反宪法机构。乡村法庭应当成为维护宪法的先锋力量,成为捍卫平等、自由、尊严、博爱等基本权利、捍卫民主和法治、保护无权者不受有权者侵害的基层单位。乡村法庭应当捍卫世俗主义,积极挑战种姓制度、性别歧视和阶级分化,应当保护环境。”

戈帕尔还指出,乡村法庭应当得到发挥上述作用所需的一切工具和资源。

村民觉得乡村法庭比更加正式的县法院要好。村秘书安基特·亚达夫说:“以前村里纠纷会在潘查亚特解决。县法院让人害怕。”

如果希望村民放下戒心,乡村法庭法官尤其女法官就必须在工作中不断提高水平。

这项工作仍处在不断发展当中。

一位曾经服务于乡村法庭的女法官说:“我们在司法培训中基本没有学到该如何管理乡村法庭。”法律课程和大学教育很少涵盖这一主题。“在网络上检索‘乡村法庭’这样的关键词,根本查不到研究论文。由于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依靠个人经验。”

乡村法庭法官面临的其他难题包括资金紧张、基础设施问题(比如把流动法庭设在哪里)、食宿、交通安排和缺乏人手。

日常工作面临挑战

如果缺乏基础设施,女性就很难管理乡村法庭。安拉阿巴德高等法院7月发布通知称,由于缺乏相关资源,北方邦把24名女性司法干部从乡村法庭调回县法院。

尼姆拉纳乡法庭拥有两名女性执业律师,像比娜那样的妇女也没有被要求放弃陈述案件。但在其他一些乡村法庭,女性的身影完全不存在。

莎克希·乔杜里也是阿尔瓦尔县的女法官,她正在准备蒂贾拉乡法庭的工作。蒂贾拉乡距离萨罗杰·乔杜里所在的尼姆拉纳乡有65公里。

六年前,莎克希与萨罗杰通过了同一场司法考试,在职业生涯之初都是所在乡镇的首位女性司法干部——莎克希在锡格尔县尼姆加塔纳乡,萨罗杰在纳高尔县代加纳乡。

但如今,二人虽然身处同一个县,但面临的挑战截然不同。尼姆拉纳乡基本属于欣欣向荣的工业区,蒂贾拉乡却要面对文盲比例高和缺乏合适基础设施的问题。

莎克希的法庭上没有女性。有些村子的长老极力阻止女性当事人出现在乡村法庭。

蒂贾拉乡法庭一名资深办事员说:“出于安全原因,(莎克希)法官很难在一些村子开展日常工作。他们不让女人参加,哪怕她们是一些案子的证人。”

相比之下,门滕村的情况要好一点。村里的负责人说:“如果我们要求她们来潘查亚特,至少部分女性成员会来,她们都会戴好面纱。”

每月第二个星期五,乡村法庭的议程都要持续至少五个钟头。萨罗杰有几百个案子要处理,工作的进行似乎并没有让她桌上的卷宗变得少一点。

比娜的案子之后是一起家庭纠纷。法官叫了当事人的名字。农民维伦德尔·亚达夫站了起来。他来自附近的甘哈瓦斯村,声称因为一口井跟几个弟弟起了纠纷,然后被打了。但他妻子没有来现场,虽然法官也叫了她的名字。

“女的在哪儿?”萨罗杰询问负责传唤的警员。法庭派人把维伦德尔的妻子带过来,与此同时家庭矛盾开始上演,暴躁的亚达夫兄弟开始对骂。

维伦德尔取下头巾,在嘈杂声中极力高喊:“瞧瞧这伤口,还没有好呢。”几个弟弟立刻应战,开始脱下衣物,向法官展示各自的伤口。萨罗杰迅速介入,恢复法庭秩序。

她厉声说道:“这里是法庭。请保持礼仪。”鉴于双方情绪越发高昂,萨罗杰选择从他们的兄弟情谊入手。

“他年长得多,会原谅你们。你们应当表现出宽大的胸怀,不要犯这种轻罪。”亚达夫兄弟不情愿地与彼此和解,匆匆离开法庭。维伦德尔的妻子在庭审结束时来到现场,进行了陈述。

萨罗杰又叫了一个名字。一名低种姓男子被控在卡车上大声播放音乐,破坏村庄宁静。萨罗杰问他:“你住在哪里?赚多少钱?你还会这样做吗?”他恳求说:“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法官。”萨罗杰罚了他200卢比,给他一个警告,让他走了。

法官翻阅卷宗,偶尔要求坐在一旁的速记员做一些改动。天黑了,农民们进进出出,房间里弥漫着水烟袋和生烟卷的气味。现在是种芥菜的季节,大家都很忙。

萨罗杰说:“下一个。”

参考消息网11月18日报道 过去20多年,每年《时代》都会突出展示100个最具影响力的新产品和新创意。今年,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创新蓬勃涌现。所以2022年,《时代》有史以来第一次挑选出年度200项最佳发明。《时代》特别关注电动汽车、绿色能源和元宇宙等新生领域,通过原创性、有效性、进取性和影响力等众多指标评估,选出200项开创性的发明。它们正在改变我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方式,也改变着我们对什么可能实现的看法。

参考消息网11月18日报道 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美国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就引发关注。2019年每3名青少年中就有超过1人报告说自己在过去一年中的某个时刻感到过于悲伤或失望,从而缺席定期参加的活动。专家说,青少年所遭遇的孤独和疏离达到值得警惕的水平。政策制定者和教育人士说,学校必须加强工作,回应学生的情感和社交需求。科学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研究显示,课堂教育的社交和情感内容不仅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而且能提升学习能力,左右学生步入成年的历程。

参考消息网11月17日报道 英国《卫报》网站10月16日发表题为《“银发空档年”:热爱旅行的60岁以上老年人精打细算踏上旅途》的而文章,作者是蕾切尔·霍尔。文章摘编如下:

旅途中的老人(视觉中国)

人生苦短

戴维和维夫·博德曼乘坐从里尔到杜塞尔多夫的长途大巴,刚刚抵达德国。他们正在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五个月的背包游。提前一周决定目的地,钱花完了就回家。他们并非最近刚毕业的年轻人——两人都66岁,正在度过他们的“银发空档年”。

夫妻俩用几个月的时间来探索世界,这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他们年轻时,像这样的深度游并不常见。退休让他们拥有了新的自由,二人打算享受其中。

戴维说:“我们之所以决定当下就迈出这一步,一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身体还足够健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到了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的年龄。我们此刻玩得非常开心,确确实实乐在其中。”

两人在旅行中遇到的一大挑战与技术有关,尤其是二维码,这让维夫犯了难:“难道说,那个黑色的方块就是花50英镑买的票?”

博德曼夫妇是日益壮大的60岁以上出游大军中的一员,他们选择在退休之后给自己安排一个“空档年”。

外界对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这代人的刻板印象是,他们靠楼市大赚了一笔,会选择乘坐豪华邮轮出游。但是《卫报》记者在和多位60多岁的老人聊过后发现,能以通常与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穷游”方式去探索世界是一大幸事。

这样的出游意义重大:天巡网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其他年龄段群体相比,65岁以上人群在成长的年代,旅游费用更高昂、出行难度更大。

老年游专家、银发人群营销协会执行主任黛比·马歇尔说,虽然近年来对“银发空档年”的关注度在持续增加,不过2023年突然出现预订量激增的情形,“疫情无疑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她说:“突然之间,人们更加强烈地体会到人生苦短。给自己放个长假的需求遭到了抑制。”

“银发独行侠”

度过“空档年”的旅行方式多种多样,热门选择包括公益旅行,老年人希望借此贡献出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积累数十年的技能;房车旅行;以学习为目的的旅行,比如瑜伽或绘画集训营;甚至还有滑雪季旅行,一些经营滑雪木屋别墅的公司更喜欢雇用退休人员,因为和年轻人相比,他们工作更加努力。

马歇尔说,随着独自出游的做法越来越受欢迎,老年人也没有置身事外,“银发独行侠们”纷纷向过去独自旅行所背负的污名发起挑战。

60岁时,凯特·哈里森一个人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地做了三个月的背包客,在那里举行的民谣音乐节上做志愿者,度过了她人生中第一个“银发空档年”。现年65岁的她正筹划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各地来一次深度游。

为了节约开支,她通常住在青年旅社。在美国纳什维尔停留的那次,她和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同住一个房间。她说:“她们会在凌晨3点到6点的时候突然闯进来,而我要在早上6点起床,在黑暗中摸索着出门。我会在傍晚时分回来,那时候她们正在起床,梳妆打扮一番,像毛毛虫蜕变成蝴蝶。”

作为一个老年人,独自旅行给了她更多信心,她也从人们对老年人的尊重以及不会引起不必要关注的“隐身”中获益匪浅。“人们对我说,‘你迈出这一步真是太勇敢了’,但是对我来说这算不上勇敢——这件事远没有那么可怕。”

她说,困扰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夜间乘坐长途大巴或者在旅社睡了不舒服的床后,身体上的疼痛久久难以消退。

共度甜蜜时光

伊恩和菲奥纳·肖马上到60岁,他们踏上了历时一年的房车之旅——他们的女儿和朋友通过社交媒体账户,热切关注着二人的动向。

他们喜欢这样的长假,因为这让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去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让两人在结婚数十年后可以有一段高质量的共处时光。

伊恩说:“朋友们曾问,‘要一整年朝夕相处,你们打算怎么过?’是因为你们现在都不这样做了吗?其实一点困难都没有,我们此刻过得非常愉快。我们确实又体会到心灵相通的感觉。”

65岁的马克·海恩奇最近刚和妻子凯特度过第一个“银发空档年”,这是自他18岁参军以来的首次。他说:“有一种要抓住年轻时可能错过的一些东西的感觉。现在做这件事的时机比过去好得多,无论是时间、金钱、经验还是知识,我们都比过去更充裕。”

作为婴儿潮一代的一员,他承认自己“比大多数人幸运”。与此同时,他认为这样的出行如今相对容易一些。主要的开销是房车,每天大概40英镑,靠的是夫妻二人过去的积蓄,与他们在英国的日常花销不相上下。

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他说:“一想到退休后要缩在国内一个小地方,种种花草、枯坐等死,我就感到害怕。这样的生活根本不适合我。能有机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这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我实在太喜欢这种感觉了。”

参考消息网11月17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0月9日发表题为《为慈禧太后绘制第一幅肖像的美国女画家以及那幅著名画像的故事》的文章,作者是保罗·弗伦奇。文章摘编如下:

1903年一个温暖的夏日。上午11时,38岁的女画家凯瑟琳·奥古丝塔·卡尔被领进了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正殿。

67岁的慈禧太后——她当时已经对中国实施了40多年的实际掌管——在御前一等女官兼翻译德龄公主的陪同下进入殿中。德龄是一位驻外公使之女,曾在欧洲和美国居住过。

身穿礼服的慈禧在侍从太监的搀扶下坐上御座,与此同时宫女们为她整理衣服和头饰,卡尔则在准备自己的画架,她身旁的桌子上放着颜料、画笔、旧布、松脂、调色刀以及肖像画师职业所需的其他全部工具。

落座停当,两个女人隔着大殿互相打量对方。太后点了点头,女画家在空白画布上画下她的第一笔。

在漫长的9个月里,这位画家会尝试绘制多幅肖像。主要的那幅真人大小画像会成为1904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美术展厅中的唯一中国展品,并会在展会结束后赠送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今天,这幅画像悬挂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博物馆中。但是,一名美国画家如何被邀请到清朝宫廷为中国最著名和最深居简出的女人画像的故事,却并非那么广为人知。

拿笔时“手不停颤抖”

美国驻华公使埃德温·康格的夫人听说卡尔正在上海探望她当时在中国海关任职的哥哥,并且了解到她是一位声名鹊起的肖像画家。康格夫人也知道,当时还没有慈禧的任何画像或照片。美国和欧洲的报纸习惯性地把这位先皇遗孀描绘成阴险的巫婆或是作威作福的悍妇。

康格夫人产生了说服慈禧太后让人为她画像的念头,并设想曾在田纳西女子学院学习绘画、后又去巴黎留学的卡尔会是理想的画师人选。她擅长肖像画,曾在伦敦、巴黎和芝加哥办过画展。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她本人当时已在中国。

官僚机构的轮子转动得很慢,但在查阅了黄历后,卡尔被告知要在1903年8月5日出现在颐和园,并准备好在上午11时开始画画。她同意了,并启程前往北京。

慈禧挑选的礼服采用的是御用明黄色绸缎面料,上面绣有紫藤图案,并镶上了珍珠和玉扣。太后胸前戴了一串18颗大珍珠的珠串,脖子上围了一条镶有黄金和珍珠的围巾。

她的黑发从中间分开并围成盘状,头上戴着满族传统头饰大拉翅,上面装饰了花卉、宝石和珍珠串成的流苏。手上佩戴了玉镯、戒指和指套。慈禧坐在坐垫上,脚上是鞋底厚6英寸的花盆底鞋。

当大殿里的85个座钟齐声响起,一起宣告预定开始作画的时间11点钟终于到来时,卡尔跳了起来。她回忆说,当她举起炭笔时,“我的双手不停颤抖!”

大太监李莲英、德龄公主和康格夫人在一旁殷勤地等候。慈禧两眼直视画家。卡尔最初的任务是勾勒出太后全身的草图,并试着画出一定的面貌细节。几小时后,慈禧走下御座,宣布一天工作的结束。她检查了卡尔的作品,不予置评,但邀请画家住下,这样她们就可以在闲暇时随时可以坐下画。卡尔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回应。

她的住所在正殿旁,包括两个起居室,一个餐厅和一个卧室,都装饰着中国艺术品和书法卷轴。为方便这位美国人,房间里还配了一张带有丝质靠垫的西式沙发。

次日早上5点被叫醒时,卡尔发现太后是个喜欢早起的人。她用过早餐便开始了第二天的绘制工作。

太后通过翻译问卡尔是否“准备好了”,还给了她一杯茶。她们开始画,仅仅一小时后,慈禧就宣布结束上午的工作。

她用了午餐,小睡了一会儿,然后坐到卡尔面前让她画了一小时。她再次检查了卡尔的作品,看起来很满意。

从颐和园到紫禁城

第一幅肖像慢慢接近完成。这样的日程让卡尔有充足的时间去探索颐和园及其周围地区。几个星期过去,人们开始熟悉起来。有时慈禧会休息一下,命令太监为她们唱歌。她邀请卡尔和她一起登上皇家驳船,穿过拱桥游览昆明湖。她还被邀与太后和她的许多狗(主要是中国哈巴狗)一起散步,或在大果园采摘苹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慈禧太后的每一天都是在坐到卡尔面前让她画像、起身去处理国家大事、一个人用午餐或是饭后小憩等场景之间切换。卡尔不能走远,因为慈禧可能会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回来,让她继续为自己画像。

每天,当慈禧最后一次离开正殿时,卡尔的所有绘画工具都被收起来存放到一个上锁的房间里。画布上盖上一个特制的罩子以保护画作。尽管尚未完工,但用李莲英的话说,画像已经是一件“圣物”了。

在第一幅画像完成后,第二幅便立即开工——第二幅与第一幅类似,只是增添了竹子为背景,以及慈禧手中握了一把中式团扇。然后是第三幅,这一次太后身上穿的是绿色礼服。

第四幅画像是预定送去圣路易斯展出的。此时慈禧和朝廷已从避暑地颐和园回到了紫禁城。宫里为卡尔找到一个宽敞的大殿,并把场景布置得与原先差不多。

人们选了一张雕花柚木御座,尽管慈禧佩戴的饰物基本保持不变,但她薄薄的夏季礼服则换成了内衬毛皮的冬衣。太后建议增加一道绘有凤凰图案的屏风和一件刺绣披肩。

画上不能有任何阴影

卡尔画好草图后呈给慈禧,得到了她的肯定。如果这幅画要被送去世界博览会,那么它的尺寸得很大。卡尔要了一块高10英尺、宽6英尺的画布。人们制作了一个竹架,但没有人知道怎样把这么大的画布绷上去。卡尔只得爬上一张6英尺的高凳,让太监们站在架子基座四周把钳子递给她,由她亲自绷紧画布。

当时出现了两个问题。物流部门要求这幅画像在1904年4月前抵达圣路易斯,以便能赶上博览会开幕,而卡尔被告知,中国没有另一块这么大尺寸的画布。不可能有试验:她必须一次成功。

随着冬天来临,太后坐在画家面前的时间越来越短,而卡尔常常要单独工作到深夜,“就像一个匠人那样,每天要画很多英寸”。

卡尔最终绘制出的慈禧肖像到今天仍令人惊叹,而在1904年更是如此,当时人们还没有看到过任何慈禧的画像。整幅画雍容华贵,比真人更好看,色彩鲜艳且富有质感。

不过,尽管卡尔接受的是法国肖像技法训练,但是鉴于外务部衙门的坚持,她绘制的慈禧画像需要遵守许多中国的惯例。例如,画上不能有任何阴影或明显的透视,一切都必须画成充分光照下的样子。

卡尔抱怨说,这意味着画像会一定程度失去她最初曾希望拥有的那种生动魅力。这些束缚让她烦恼。

卡尔后来声称,在朝廷坚决要求慈禧处于画像的绝对中央位置以及两侧花瓶与御座的距离必须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她曾为如何表现身后屏风上的凤凰而一筹莫展。

4月19日下午4点被认为是完成这幅肖像最吉利的时刻。随着日期临近,慈禧经常造访卡尔工作的宫殿,评论小细节和涂色。有时慈禧会觉得珍珠或玉饰不太对劲,就把它换了,卡尔就得重画。

最后的工作是把绘好的画像放入雕刻精美的高16英尺、重半吨的樟木画框内。当这幅画像首次在朝廷上展示时,曾由一个名叫勋龄的年轻男子最早拍下照片,他那时刚从巴黎回国,是中国驻法公使之子。

此后不久,慈禧也屈尊让他为自己拍照——从而有了她最早的一批肖像照片。

作品展出后毁誉参半

画像绘制完成和装框后要运往美国。但是,对于中国太后的画像不可能采用普通的邮递服务。画像被装入一个带铜把手的特制木箱中,由一辆专列从北京运至天津。上了锁的箱子外面包裹了绣有双龙图案的红黄两色绸缎。画像从天津经水路运送到上海,并从那儿由轮船送往旧金山。

再一次查询黄历后,画像在6月19日下午4时由御前大臣溥伦亲王、驻美公使梁诚和清政府派去参加博览会的专员黄开甲共同在圣路易斯揭幕。

人群举起香槟为慈禧祝福,但对画像的最初评价不是很好。《纽约时报》对画像的巨大体量和慈禧的精致发型念念不忘。卡尔的艺术才能得到赞扬,《阿肯色民主报》称她为“拥有罕见才能的肖像画家”。

在政治上,美国媒体并没有受到这幅画像的影响。它并没有像康格夫人曾希望的那样消弭对中国、尤其是对慈禧太后的总体负面看法。报界声称,慈禧逼迫卡尔把自己画得更加年轻、美丽和不那么凶悍。

佐治亚州《梅肯新闻报》派了一位专栏作家去圣路易斯观摩画像。他写道:“一个美国女孩给慈禧太后画像肯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根画得过分难看和走样的线条就会让人掉脑袋。”

卡尔否认这些指控,而且她在1906年出版的《慈禧写照记》一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尽管她知道清廷会认为这是轻率和违背礼节之举。该书对她的经历以及一幅比真人好看的慈禧画像作了基本如实的记述,强调了她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德龄公主在1911年——即慈禧死后三年——出版了《清宫二年记》,书中称慈禧经常因为卡尔坚持要她为了画像而坐着感到恼怒,曾试图躲开她以及让德龄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假扮自己。

慈禧决定在博览会结束后将画像送给罗斯福总统,于是画像被再次装箱送往华盛顿。罗斯福后来把画像赠送给史密森学会,该学会曾在上世纪60年代把画像借给台湾一家博物馆。

这幅画像在台湾存放了40年之后才被归还给史密森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并于最近在那里得到了全面修复。

卡尔在完成画像后留在了北京,并于1904年4月搬回颐和园,在专门为她设计的工作室里作画,享受着颐和园的清幽与美景。她继续画那些杰出的外交官,以及研究她喜欢的末代皇帝溥仪。

1931年,年近60岁的她回到美国,继续在她位于纽约的工作室画肖像。她仍是一位受欢迎的画师,尽管她的作品再也没有像她的慈禧太后肖像那样毁誉参半。她于1938年在纽约去世。

卡尔谈到在颐和园给慈禧画像时说:“那是我一生中最迷人的经历。”

参考消息网11月17日报道 (文/米歇尔·博尔瓦)

作为儿童心理学家,我通过研究发现,毅力是头号软技能,它将孩子分成两种:一种是上进心强的,一种是轻言放弃的。研究证实,要预测一个孩子能否成功,毅力比智商更管用。

有毅力的孩子在挫折面前不会轻言放弃。他们认为,努力终将获得回报。因此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障碍,他们都会保持积极的心态,做事有始有终。

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成为有毅力的人呢?以下九种方法可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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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抗破坏毅力的四大因素

抗击疲劳:保持规律的睡眠,确保孩子注意力集中。

抗击焦虑:让孩子知道,你的爱是无条件的,并不是建立在成功之上。

抗击基于成果的认同:表扬孩子的努力过程,而不是只关注结果。

抗击望子成龙,期望过高:期望值过高会引发焦虑,而过低又会导致倦怠。稍稍抬高期望值,只略高于孩子的真实水平就行了。

2.犯错是成长的机会

提醒孩子,犯错可以是件积极正向的事情,即便情况并非如他们所预想的那样。接受他们的错误,告诉他们:“搞砸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努力了。”家长也要承认自己的失误。这有助于让孩子认识到人人都会犯错误。

3.化难为简,设立小目标

教会孩子,把繁杂的大任务分成小的、简单的、更可控的小目标,这有助于帮助孩子一步步建立起信心。

4.庆祝小成功

反复挫败会毁掉毅力,但即便成功再小,也要激励孩子坚持下去,所以要教会他们去欣赏自己的小成就。

5.训练拉长孩子的注意力

如果你的孩子想放弃一项任务,那就在他们的桌上放一个计时器,并根据孩子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来设定适合的时长。向他们解释,只需要一直保持下去,直到铃声响起。之后可以稍作休息,再重新设定计时器。鼓励孩子看看自己在响铃之前能解决多少问题,他们就会将注意力放在成果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专注将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6.找出“绊脚石”

孩子选择放弃,可能是因为面对挑战找不到解决之道。首先要承认他们确实遇到挫折,并告诉他们挫败感再正常不过。尝试帮他们调整呼吸,或干脆休息一下,小做休整后,再回到问题上,看看是否能够帮他们找出妨碍事情解决的小绊脚石。一旦问题变得明朗,可以训练孩子在遇到困难时,集中注意力找出绊脚石。

7.对孩子的努力给予肯定和表扬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发现,当夸赞孩子聪明时,比如说:“你真聪明!”孩子们不太可能持之以恒。但当夸赞他们努力时,比如说:“你真努力,做得好!”他们就会更有干劲,也更加努力。要培养孩子的毅力,就要适当表扬孩子的努力,而不是表扬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或分数。

8.把“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样的话当口头禅

负面的自言自语,例如“我不行”或“我不够聪明”,会破坏毅力。帮孩子选择一个简短、积极正向的口头禅,面对棘手情况时可以给自己打气。提醒孩子每天大声重复数次,坚持数天,把这句话刻在心里,直到遇到事情孩子能够发自内心脱口而出。要让他们知道:“不必苛求事事完美。但只要不断努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9.放手吧,让孩子自己想办法

家长绝不要替孩子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每当你修正孩子的错误或为他们做事时,孩子对你的依赖就会增加,从而失去培养毅力的机会。如果孩子能独自完成任务,就选择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要允许孩子去闯荡,去拥抱那种成就感。(文怡译自10月22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原题为《育儿专家:孩子是否能成功 毅力排第一 智商排第二》)

参考消息网11月17日报道 (文/坦普尔·葛兰汀)

你向一个孩子提出的最无用的问题之一是,你长大后想做什么?较有用的问题是:你擅长什么?但学校没有给孩子们足够的机会去寻找答案。

作为一名畜牧学教授,我有大量机会观察年轻人是如何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开展进一步研究并进入职场的。作为一名视觉化思考的自闭症患者,我经常思考教育为何不能满足我们形形色色头脑的需要。我们正将学生置于一套一刀切的课程中,而不是培养我们国家需要的建筑工、工程师和发明家。

回到我上学的上世纪60年代,劳技课是我一天中的重头戏。木制工作台以及钉板上整整齐齐挂成一排的手弓锯、锤子、钳子、螺丝刀和打蛋器仍历历在目。我也喜欢家政。虽然我是个假小子,但我喜欢做各种各样的手工。我如今还在使用那时学的刺绣、缝纫和测量原料等技能。

如果你是上世纪90年代或更晚上的公立学校,你可能不记得有这些课程。这些课程从那时开始被取消了。

学生需要更多地接触日常事物的运转方式以及制造这些东西的方式。在数学教学中,这一点最为明显,我们坚持一种刻板的方法:这种方法奖励那些“懂了”的人,而给其他人——包括那些拥有我们未来最迫切需要的那种头脑的人——带来一种深深的失败感。

我4岁才开口说话,8岁才开始阅读,此后才开始接受大量语音辅导。世界不是通过句法和语法来到我身边的,而是通过图片,一系列相关可视教具,就像我在浏览谷歌图片或在Instagram和TikTok上看视频一样。

我在低年级学习的传统算术对我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可以把它与现实世界的事物联系起来。后来,当我学习如何设计时,算出圆面积对确定液压缸和气缸的大小等实际任务至关重要。例如,我可以通过将悬索桥上的缆绳可视化来做三角函数。但代数不是。

10年前,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撰写的文章《代数是必要的吗?》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落在教育界。哈克抨击学校对代数的坚持不懈,指出在学校教的数学与人们在工作中使用的数学完全不同。哈克写道:“让数学成为必修课阻碍我们发现和培养年轻人才。为了保持严谨性,我们实际上正在消耗我们的人才池。”

他并不主张放弃基本技能或数量方面的技能,我也不主张放弃。数学是重要的。但存在不同种类的数学、不同种类的学习者以及不同种类的现实世界应用。问题在于,哪些将帮助学生沿着其职业道路走下去。

尽管我在学校中历经挣扎,但我对自己所受的教育心存感激。我的成功离不开一块又一块基石。没有什么是轻易或很快就获得的。首先,是学习如何阅读这项艰苦工作。然后,是不想离家去寄宿学校,但在那里,我发现门向我打开了。我照顾马厩和马匹,得到的奖励是骑马,这巩固了我对动物的终身热爱。一位理科教师凭直觉认为,我的思维方式与其他人不同,他让我做一些在视觉上具有挑战性的科学实验,比如建造一座艾姆斯小屋——一个制造错觉、让人觉得尺寸相同的物体大小不同的房间。

珍视我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因为它造就了我。

没有两个人有同样的智力,连同卵双胞胎都没有。然而,我们仍坚持以同样的方式对人们进行测试和教育。我们不需要美国人在代数本身方面表现得更好。我们需要能够建设和维修基础设施、彻底改革能源和农业、研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子孙后代。我们需要在成长过程中充满想象力的孩子去想出应对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的办法。如果学校辜负了他们,也就辜负了我们所有人。(裘芳译自10月6日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原题为《反对代数》)

参考消息网11月12日报道 澳大利亚“对话”网站近日发表题为《简·奥斯汀早期的中国译者是如何被19世纪英国饮食的奇特之处难住的?》的文章,作者是英国斯特林大学高级讲师李赛红以及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的威廉·霍普。全文摘编如下:

简·奥斯汀的作品享誉全球,但直到1935年《傲慢与偏见》两种不同译本出版前,它们在中国无人知晓。如今,奥斯汀的小说越发受到欢迎,已经多次出版中译本——尤其是《傲慢与偏见》被重译了约60次。

译者既要保持对原文的忠实,又要保证翻译通顺流畅,内容丰富,这是富有创造性的平衡。奥斯汀作品译者一项有趣的任务是,如何描述一系列宴会上有特色的19世纪英国食物,而这些宴会上的社交互动揭示了人物的性格。

mince pie是“肉饼”还是“包子”

我们认为这点引人入胜,于是分析了1935年以后奥斯汀作品的一系列中文译本,以评估奥斯汀时代饮食文化翻译的效果。结果显然是矛盾复杂的。

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太太将自己教养女儿的方式与邻居夏洛特·卢卡斯的教养方式进行了对比——卢卡斯要帮着家里做“肉饼(mince pie)”。这种内有水果、肉或蔬菜的面点难以向中国读者表述,因为它与中文里的“饼”很少有相似之处。中国的饼以小麦面粉为基础,类似于英语中的小面包干、饼干或薄饼。

尽管早期这种面点里有肉,但随着英国进口更多的糖,它们在18世纪变得更甜,放了更多水果。然而,中国译者以不同方式表述这一面点,包括“肉排”、“包子”和“肉派”等,表明翻译错误或使用中国对等物等翻译策略。

在1937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期间翻译的两个译本中,这种面点被译成了“肉排”和“包子”。

在小说《劝导》中经常提到圣诞节。在奥斯汀笔下,19世纪初的圣诞大餐上有“腌肉冻和冷馅饼(brown and cold pie)”。腌肉冻来自猪头和骨头上的肉,经腌制、煮熟后冷却而成。

几十年来,中国的译者也一直在努力表述这种食物。有人笼统处理为“各种各样的圣诞糕点和其他食品”,有人勉强翻成“猪肉”或“腌猪肉”,还有人把这种食物翻译为“棕色”。

从“喜饼”到“结婚蛋糕”

这些年来,中国对西餐越发熟悉,这促使人们以更加全球化的方式翻译食物。

“蛋糕(cake)”就是例证。在《爱玛》中说起蛋糕时提到伍德豪斯先生的“胃消化不了油腻的食物”。然而,“月饼”、“喜饼”等中国特色的“蛋糕”与英国的“蛋糕”明显不同。“喜饼”曾是奥斯汀文中“结婚蛋糕”的归化译法。

“喜饼”是由面粉制成的小圆饼,撒有芝麻,内含白糖。它们外有象征幸福的图案,并用红绸带包装装饰。两千年来,喜饼一直是中国结婚仪式上的美食,而西式结婚蛋糕在中国还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尽管如此,在近期的译本中,译者使用了新创造的国际化译法“结婚蛋糕”。

奥斯汀在作品中不时提到奶酪,例如在《爱玛》中,埃尔顿先生描述了一顿饭中有“斯蒂尔顿干酪(Stilton cheese)、北威尔特郡乳酪、黄油、芹菜、甜菜根和种种甜点”。由于文化差异,这样的说法对中国译者来说是个难题。

英国生产约700种奶酪,但由于很多中国人乳糖不耐受,这种食品在中国不那么普遍。在这方面,意思的缺失和误解干扰了译者的工作。在某些译本中,斯蒂尔顿被称为“县”。

尽管有几名译者试图描述斯蒂尔顿干酪的特点(比如其“干硬的”质地),并使用音译来翻译一些原产地地名,但大多数中国读者仍无法达到英国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程度。

虽然译者让中国读者得以一窥英国此前的社会文化习俗,值得称赞,但他们的翻译策略有时未能将奥斯汀时代的饮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联系起来。翻译的未来——以及所有领域的相互理解——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跨文化伙伴关系。在一个再次趋向全球地缘政治孤立主义的时代,我们希望文化交流仍将是推动跨国合作的重要渠道。

参考消息网11月11日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1月3日刊登题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色列东山再起的领导人》的文章,作者是拉菲·贝格。全文摘编如下:

2021年6月,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连续担任总理12年后被赶下台。当时观察人士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他的批评者则谈论一个崭新的黎明。

然而,内塔尼亚胡本人却目空一切地说:“我还会回来的!”

果然,他只是相对短暂地离开。不过才一年多的时间,内塔尼亚胡就在选举中令人信服地获胜,颠覆了新的政治格局。

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右翼利库德集团这位现年73岁的领导人似乎推翻了他的中左翼对手亚伊尔·拉皮德,而此前内塔尼亚胡下台正是拉皮德一手策划。

他戏剧性的东山再起会坚定其支持者的信念:“国王比比”在政治上是不可战胜的。

如计票结果得以证实,作为以色列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将创纪录地赢得5次选举、6次出任总理,超过该国74年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总理。

塑造“国家保护者”形象

内塔尼亚胡之所以取得无可匹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最能保护以色列免受中东敌对势力伤害的人。

他对巴勒斯坦人采取强硬路线,只要谈到和平就把安全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并一直警告说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

但笼罩其政治成就的是乌云般仍未了结的刑事审判:涉嫌贿赂、欺诈和背信,而他坚决否认这些指控。《以色列时报》称其“能引发超级分裂”,反对者认为以色列民主本身就受到他的威胁。

内塔尼亚胡1949年出生于特拉维夫。1963年,他的父亲、著名历史学者兼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本齐翁获得美国的学术职务,举家搬到美国。

18岁时,内塔尼亚胡回到以色列,在军队中度过5年辉煌岁月,成为精锐突击部队“总参侦察营”的队长。1972年,巴勒斯坦好战分子劫持的一架比利时客机降落在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突袭行动中受伤;1973年,他参加了中东战争。

1976年,内塔尼亚胡的哥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率领一个突袭小队前往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被劫持客机上的人质,结果在行动中身亡。他的死对内塔尼亚胡家族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名字在以色列成为传奇。

内塔尼亚胡建立了一个纪念他兄长的反恐研究机构,并于1982年成为以色列驻华盛顿代表团的副团长。

政治生涯跌宕起伏

一夜之间,内塔尼亚胡的公职生涯开始了。他英语流利,美国口音明显,是美国电视上的熟悉面孔,也是以色列的有效宣传者。

1984年,他被任命为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1988年,内塔尼亚胡回到以色列,在议会中为利库德集团赢得席位,并出任副外长。

他后来成为利库德集团主席,又在伊扎克·拉宾遇刺后于1996年提前举行的大选中成为首位直接选举出的总理。当时内塔尼亚胡还是以色列最年轻的领导人,也是首位生于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后的领导人。

尽管内塔尼亚胡曾激烈批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和平协议,但他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希伯伦80%的土地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并同意从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撤出,这令以色列右翼大为光火。

1999年,内塔尼亚胡提前17个月举行选举,却被以色列工党领袖埃胡德·巴拉克击败,因此失去总理职位。

内塔尼亚胡辞去利库德集团领导人职务,由阿里埃勒·沙龙接任。

对巴勒斯坦态度强硬

2001年沙龙当选总理后,内塔尼亚胡重返政府,先是出任外交部长,然后出任财政部长。2005年,以色列撤出已占领的加沙地带,他辞职以示抗议。

2005年,沙龙——就在一次严重中风使他陷入昏迷之前——与利库德集团分道扬镳,成立了新的中间派政党前进党。于是内塔尼亚胡的机会又来了。

内塔尼亚胡再次赢得利库德集团的领导权,并于2009年3月第二次当选总理。

他同意将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暂停10个月,这一史无前例的做法使得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谈判成为可能,但谈判在2010年底破裂。

尽管2009年他曾公开宣布将有条件接受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共存,但后来立场又强硬起来。他2019年接受以色列一家电台采访时说:“巴勒斯坦国不会建立,不会像人们谈论的那样。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在内塔尼亚胡2009年重新执政前后,巴勒斯坦的袭击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反复让巴以在加沙地带及其周边陷入对抗。

2021年5月爆发了12年里的第四轮巴以冲突,因此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政党暂时叫停将他赶下台的行动,而此前以色列已经举行一连串没有结果的选举。

与美关系时好时坏

尽管在冲突期间以色列得到了最亲密盟友美国的支持,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关系非常棘手。

2015年3月,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不要在与伊朗就核项目谈判时达成“糟糕的协议”,双方关系坠入低点。奥巴马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的这次访问干涉内政、具有破坏性。

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美国和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更加协调一致。一年内特朗普就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让内塔尼亚胡在政治和外交上打了漂亮一仗。

此举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发愤怒:1967年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而阿拉伯世界支持巴勒斯坦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要求。

2020年1月,内塔尼亚胡称赞特朗普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制定的蓝图是“世纪机遇”。但巴勒斯坦拒不接受,斥之为一边倒且强加于人。

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也与特朗普看法一致,他欢迎特朗普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然而,在内塔尼亚胡祝贺乔·拜登赢得2020年11月的总统选举后,特朗普对这位以色列领导人出言不逊,指责他不忠。

2016年后,内塔尼亚胡腐败调查缠身,最终于2019年11月在3起案件中被控受贿、欺诈和背信。

据称,内塔尼亚胡收受富商礼物,并为争取更多正面报道而大施恩惠。

他否认自己有不当行为,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对手出于政治动机策划的。他于2020年5月出庭受审,成为在任总理受审第一人。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获胜。

在出口民调显示他即将获胜后,内塔尼亚胡对兴高采烈的支持者说:“我们赢得了以色列人民巨大的信任票。”

对于他的政治基本盘来说,内塔尼亚胡归来标志着又一个崭新黎明的开始。

参考消息网11月11日报道 西班牙《辩论报》网站10月16日发表题为《白金汉宫不那么光鲜的另一面》的文章,作者是费尔南多·普拉多。全文摘编如下:

在我们今天看来,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制的具象物和核心,但它并非一向如此。起初,这座宫殿是白金汉和诺曼比公爵约翰·谢菲尔德的伦敦住所,而后被国王乔治三世买下,作为他的妻子夏洛特王后的府邸。

1820年,威尔士亲王即位为乔治四世后,决定对这座府邸好好规划一番,并委托他器重的设计师约翰·纳什将其打造成一座具有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足以媲美欧洲大陆各国君主宫室的宫殿。

1830年,白金汉宫发生了两件大事:乔治四世去世,他的弟弟威廉四世继位;时任首相惠灵顿公爵将纳什轰走,当时后者的改造预算已经翻了两番,达到近100万英镑。

威廉四世选中建筑师爱德华·布洛尔来完成剩下的工程。他比纳什要精打细算得多,做事勤恳,虽然不负所托,但缺乏想象力。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搬进白金汉宫,这座建筑也就成为英国王室的府邸。

其时,这座基于审美而非实用目的的建筑存在各种问题。厨房采光不足、通风不畅,没有食品储藏室,贯穿其下的下水道臭气熏天。为了给宫殿供暖,需要大量火炉,不料管道常常泄漏和堵塞,烟雾铺天盖地,随处可见清扫烟囱和运送燃料的工人。整个宫殿约有50个厕所,但能用的没几个。一些房间配备浴室,却没人想到要装水龙头。

宫殿本身则由四个不同的部门管理,分别是内侍处、兵马处、大总管处和木材与工程处。大总管处负责火炉和厨房的燃料供给,并提供照明耗材,但无权将其运入宫中,也无权点燃(由内侍处决定),兵马处掌管烛台。窗户朝外一面由内侍处清洗,朝内一面则由木材与工程处清洗。如此乱象之下,腐败现象猖獗。

直至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到来,他从女王那里获得绝对的权力,下令进行重组,其力度之大使他得罪了所有既得利益者。在这之后,阿尔伯特亲王下令建造一座新的建筑,将院子围起来,也就是现在宫殿的主立面。

参考消息网11月11日报道 美国《理性》月刊11月号刊登题为《美国选举一团糟,而且历来就一团糟》的封面文章,作者是埃里克·贝姆。全文摘编如下:

这是一场以前从未有过的总统大选。

竞选期间,一名候选人被指利用政治关系谋取私利,而他的对手则被指精神状态不适合担任公职。欺骗选民、恐吓和企图剥夺公民权的指控你来我往,这种情况在选举没有立即产生明确的赢家后变得更糟。

在4个州举行的关键选举投票中,败选的候选人提出异议,而他的支持者则提出一个疯狂的计划,要向国会提交另一批选举人名单,甚至有人呼吁临时调动民兵,向华盛顿进发。在选举结束数周后,国会最终解决了争端,宣布胜者,但由于担心会发生更多暴力事件,就职典礼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举行。

目睹这些混乱事件发生的观察家们肯定会忍不住反思美国实验是否岌岌可危。这个国家能否经受住又一次这样的选举,还是它预示着美国要解体,甚至是迎来另一场内战?

哦,你以为我是在描述2020年总统大选的混乱事件?不是的。这是1876年的选举,最终拉瑟福德·海斯就任美国第19任总统。他不仅输掉了普选,而且一开始似乎也输掉了选举人票。这场选举很可能仍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总统竞选。

这并不是要淡化最近一次总统大选后出现的事件的重要性。2021年1月6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以及特朗普及其下属曾试图哄骗所有人去推翻选举结果,这些对美国的健康发展而言才是令人深感忧虑的迹象。

但历史提供了背景。历史也可以成为一种指向。如果说美国的政治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政党和候选人为了获得权力将无所不为。特朗普及其亲信并不是第一批对美国选举制度挥舞锤子的疯子,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批。

欺诈把戏广泛存在

1876年的总统之争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也不是第一次被欺诈选民和其他犯罪行为等指控所破坏的选举。

最臭名昭著的选举争议之一涉及美国的两位开国元勋。1792年的纽约州州长选举是一场几乎今天无法想象的摊牌。联邦党提名在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对阵在任州长乔治·克林顿。第一次清点选票时,杰伊似乎获胜了。但是,当州议会开会确认选举结果时,来自3个县的选票因为技术细节的原因被取消了资格,克林顿靠区区108票的优势获胜。历史学家约翰·史迪威·詹金斯在1846年出版的《纽约州政党历史》一书中写道,克林顿后来“被指责为篡位者”。

事实上,美国历史的最初几年充斥着这种选举的鬼把戏。还有黑帮经常恐吓竞争对手和塞满投票箱,用威士忌或食物收买潜在选民,暴力活动则司空见惯。1854年,爱尔兰天主教徒约翰·凯利组织了一个由造船工人和消防员组成的黑帮,袭击了伊丽莎白街和格兰德街交界的投票站。他们销毁了标有凯利对手的选票,确保“诚实的”凯利以微弱优势获胜。

到了1876年,这些选举的鬼把戏日臻成熟。两党都有广泛的欺诈行为。

民主合法性的基石之一是输家接受结果。如今,即使是明显落败的候选人有时也会拒绝这样做——其中包括特朗普,他还在声称自己在2020年获胜。但与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其拒绝公开承认选举结果的做法不过是数十上百年来形成的一种趋势的完美缩影。

划分选区赢者通吃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史密斯在2016年一篇颇有先见之明的文章中说:“美国人从来就没有对自己的选举制度感到满意的时候。这种担心是逐渐形成的,即感觉到选举制度的透明是一个骗局,总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操纵着制度,欺骗‘真正的’人民,谋取合法统治。这些指控几乎总是与这样一种想法有关,即有一群选民非常软弱或得过且过,甘心成为某些幕后权力掮客的走卒。”

当然,幕后的权力掮客确实存在。有时候,他们真的在密谋对付我们其他人,其手段是党派操纵下的重新划分选区(指的是每10年一次重新划分国会和立法机构选区的过程)和限制政治竞争的“选票列名法”(指的是各州关于哪些人或哪些政党的名字有资格被印制在选票上的法律)等手段。

由于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共和党在上一轮重新划分选区时控制了绝大多数州议会。他们充分利用这一优势。2014年,共和党人小心翼翼地划分了几个选区以使自己获胜的几率最大化,从而拿下了北卡罗来纳州13个国会选区中的10个。这些结果——以及在像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这样的共和党州也取得了类似结果——引起媒体的广泛谴责,促使一些州启动重新划分选区的改革努力。

但没人注意到的是,在同一次选举中,尽管只赢得了全州59%的选票,但民主党人也拿下了马萨诸塞州所有9个国会选区。

随着两党都变得越来越擅长挑选选民,把对手的选民打包进尽可能少的选区,选举的竞争性也变弱了。在最新一轮重新划分选区后,只有60个国会选区(共有435个)在2020年大选中是以不到8个百分点的优势被拜登或特朗普拿下的。一党控制下的选区的候选人几乎没有任何吸引中间选民的政治动机,他们很可能从顺应两极化政治中获益更大。

选票列名法也有类似的目的。其结果是惩罚那些希望把候选人与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的候选人并排放在一起的外来党派。

缺乏真正的竞争和没有一个可以放大边缘声音的初选制度,把每场重要的选举变成两个可憎的候选人之间展开的一场赢者通吃的较量。

选举更像是游戏

由于选票上没有太多有意义的选项,选民们越来越倾向于不是去选择领导人,而是对对手发泄不满。如果选民的动机主要是担心对手掌权后会对他做些什么,那么为阻止这种结果发生而做点什么就变得很合理了。这意味着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比如说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和袭击国会大厦。

美国的民主从本质上说就是视情况而定的。其合法性并非建立在纯粹的多数人的愿望——即人民的意愿——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制度本身的完整性之上。如果官员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或俄亥俄州划出不同的选区,在相同的地方投出相同选票的选民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算不算神奇地改变人民的意志呢?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选举更像是游戏。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灵活的。

眼下,共和党人控制着大多数州议会。民主党人控制着国会。每个政党都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选举,就像美国政党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不仅选举越来越政治化,选举规则也越来越政治化,这只会加深美国政治的不信任和偏执。

一些国会议员正集中精力解决2021年1月6日差一点脱轨的问题。7月份,9名共和党人和7名民主党人提出了《选举计票改革》和《总统过渡法》。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如果美国的一个主要政党围绕着这样一种理念——即唯一合法的选举就是其获胜的选举,那么这一制度可能就无法幸存。

对选举程序的微调永远不会消除一直推动美国政治朝着越来越非理性方向发展的怨恨和偏执,追求政治权力的阴暗面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修补制度中存在的裂痕来减少阴暗面造成的可能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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